“老舍作品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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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老舍在其作品中以大量的篇幅控诉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但意外的是，日本学术界和广大网民对老舍作品有着深刻有趣和亲切的感情。 据调查，在老舍作品的海外传达过程中，日本是翻译介绍最早、翻译种类最多、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 有学者指出，“说到中日文学关系，除了鲁迅以外，老舍是可以无耻地列入第一个研究对象的人。” 现在，沿着起伏不定的历史长河，在老舍作品流经日本的过程中寻找和感受打动人心的力量吧。

如上所述，日本是海外第一个翻译老舍作品的国家。 1939年，猪俣庄八将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首次翻译成了日语。 之后的三年，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40 )、长篇小说《赵子曰》( 1941 )、《牛天赐传》( 1942 )相继翻译出版。

1943年，东京新潮社翻译出版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这本小说的译者叫竹中伸，是当时在北京住了20多年的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等翻译。 竹中伸尊敬《骆驼祥子》，认为这本小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真正形态，纵横挥舞着锋利的手术刀”。 原文流畅华美，描写精巧，真是世界级的小说。 ”。 但是，总结起来，由于战争的影响，老舍的上述小说当时没有引起普通网民的观察。

老舍作品在日本的传递有两次热潮。 第一次热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十年代前半段，当时的日本社会处于反省侵略战争的思潮中。 1951年，《四世同堂》由铃木选择郎等4人共同翻译出版，在日本掀起了“老舍旋风”。 这是因为《四世同堂》描绘的中国人民苦难的命运和对侵略者的勇敢抗争，为日本人民的反省提供了丰富而形象的资料。 小说家阿部知二说到对“四世同堂”的想法，他说:“每次读关于日本兵的罪行，都沉浸在锥心般的痛苦中，感叹不已。” 以“四世同堂”日语翻译的出版为契机，在之后的1954年—1955年的短短两年多里，日本几乎翻译出版了老舍先生的重要作品，形成了老舍作品在日本流传的第一股热潮。

这个时期，老舍的另一部代表作《骆驼祥子》在东京广播电台播放了名为“骆驼”的广播剧，祥子、小福子的名字广为人知。 翻译《老舍作品集》的冈本隆三先生说，在东京的关东煮店里听说过老板娘关于小福子(《骆驼祥子》的人物)的故事。 她说自己内心深处也住着小福子，冈本很吃惊，没想到《骆驼祥子》的影响这么大，已经渗透到了普通日本人的心里。

“骆驼祥子”是在日本的传达，支持了其后的学术界相关研究。 北藤郎的《骆驼祥子》生动地表现了革命前夕中国社会黑暗世界中的百态，“书上没有《红岩》那样的积极性和果敢斗争，但没有惊动鬼神的壮烈场面。 但是，网民有预感，(弥漫在小说中的)那种无聊的空气体很快就会爆炸，被破坏，烧毁世界的一切。 ”。 也钦佩在《骆驼祥子》中展现出的高度艺术性，感叹道:“车夫祥子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甚至能感受到手脚的动作、奔跑的律动感、体臭，一切就在眼前。” 应该说北浦藤郎的认知比较正确。

第二次热潮发生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老舍作品在日本的传递迎来了新的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深入理解中华民族走过的不平凡之路，对老舍作品的翻译活动也再次掀起热潮。 比如《骆驼祥子》有七种以上的翻译。 1981年—1982年，《老舍小说全集》和译出版。 这系列丛书共十卷，几乎囊括了老舍的重要小说。 1983年9月，新剧《茶馆》在日本公演时，25天内公演了23场，观众达到了3万人以上，震惊了全日本。 一位老人看着“茶馆”，说:“看到卖孩子和王利发上吊了，我哭了。 因为我们日本人也有贩卖孩子的经验”。

随着译者的广泛开展，对老舍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呈现了新的局面。 1984年3月，世界第一个全国性老舍研究组织全日本老舍研究会在名古屋成立(我国老舍研究会于1985年成立)。 这个会以日本学者一贯的重大事实考证、严格的学术态度多次组团考察，甚至沿着祥子拉着人力车走的大街和胡同，又走了一遍“祥子之路”。

在学术界，老舍作品在日本很受网民欢迎，被学术界认可是因为作品中描写凡人小事的“平民性”满足了日本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诉求。 散发市井气息，幽默中酸楚的语言风格符合日本网民的语言兴趣。 老舍先生的爱国精神和谦虚和平的风格让日本学界印象深刻。 作家水上勉在纪念老舍的文案《蟋蟀葫芦》中回忆说:“他完全不是大作家，倒不如说更像我的叔叔——乡下校长。” 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还可以探讨以下两个因素。

首先，通过老舍先生的文学世界，可以更好地解读中华民族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存在，反思日本的国民性。 冈本隆三说:“只要生活在允许邪恶存在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人都在内心的某个地方寄宿着阿q的败北主义和祥子的奴隶式个人主义，从而与现实妥协。 正因为如此，虽然是古老的方法，《阿q正传》《骆驼祥子》至今仍给很多日本人带来感动。 ……它使日本网民联想到本国现实社会中的先锐化问题。 ”。

其次，老舍在作品中区分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者。 像《四世同堂》一样，老舍塑造了对战争不断反省的日本老妇人的形象。 她的两个儿子被送到战场变成炮灰，媳妇变成妓女后，她说:“我诅咒了叫这两个孩子(指她的孙子)的父亲为骨灰，把母亲变成妓女的人！ ”。 这种境遇和心境当然会引起有相似经历的日本很多网民的感情共鸣。

1965年春天，老舍访问日本时说:“友谊开花，唱歌，携手赏红樱。 为什么匆匆分手，唱《东京和北京》！ ”世事沧桑，55年后的今天，经历了沟沟坎的中日两国又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我相信老舍作品将在新时代继续构筑两国民心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友谊桥梁。 (作者杨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