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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折枝 苟利国家生死以 ——五四青年许德珩(上) ■许进 新闻网-中国青年报 2009-04-06 [打印] [关闭] 在与祖父共同生活的三十年中,我曾经千百次地聆听他老人家讲述五四运动的经历,曾经有幸见过他五四运动战友的风采。今天,我讲述几件关于祖父的故事,讲述我心目当中的祖父。

“苟利国家生死以”

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跳跃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把他仅有的一床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苟利国家生死以”

祖父曾告诉我,1916年3月,他的父亲突然病故,他失去了生活来源,无法继续在北大读书。幸有蔡元培校长援之以手,给了他一份课余翻译《蒙古史》的从业,各个月有十块大洋的收入,他的学业才得以继续。对于哪些富豪出身的同学来讲,这十块大洋仅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对于祖父来讲,这十块大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苟利国家生死以”

祖父常常在校门外面简陋的饭铺里面与工人一起吃火烧、素面,各个月节省五块大洋寄给他的母亲。祖父说,他只有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来盖。为了救国,他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苟利国家生死以”

1919年5月4日中午,全市大学和中学的三千余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同学们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他在宣言中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集会后,他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同学们被中外军警阻挡在使馆区以外,交涉了两个多小时,仍无法进入。

“苟利国家生死以”

后来,大家推举我祖父等四名学生作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家决策到位于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找卖国贼算账。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点同学搭人梯钻窗进入曹宅。他们打开大门,同学们一拥而入。同学们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十分气愤,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的罗帐,赵家楼之火熊熊燃起。

“苟利国家生死以”

不久,大批军警蜂拥而至,同学们知道闯祸,纷纷逃离现场。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来,排队一起走,以为这样军警也奈何他们不得。但是,当时秩序混乱,没有什么人听他的指挥。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军警逮捕了。军警把他与易克嶷同学分别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将他们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

“苟利国家生死以”

祖父第一次被这样非人地对待。他说在家乡时,农民把自己家里养的猪送到集市上去卖时,就是这样推去的。他认为他们会被枪毙,于是相互鼓励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苟利国家生死以”

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祖父并不满意。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曾琦的信中说: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下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体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着手。1920年2月15日,祖父登上法国邮船“博尔多斯”号,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苟利国家生死以”

祖父告诉我,五四运动时期,他负责的《国民》杂志曾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李泽彰同学所译《共产党宣言》。胡适先生看到后问李:“你快毕业了,翻译《共产党宣言》你将来还做不做事?”李闻听后即停止发表《共产党宣言》。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回首往事,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给大家又讲述了一遍。这一次,我的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他的岳父,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年后,邓稼先受命担任负责国家原子弹工程的二机部九院理论部主任,献身国防工业,英年早逝。他的一生无愧于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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