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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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从小博览，得到的不仅是儿童的兴趣，也是人的文启蒙，更培养了喜读的性，“文革”期间也从未中断过。 20世纪70年代后期，冯天瑜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经过再三权衡，他决心以冷热适中、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进入史学之门，从1979年开始教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今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看到近30年的历史学研究偏向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长期冷落，自己涉猎文史哲，比综合稍长，所以冯天瑜专攻总结各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史——这种时尚在全国性“文化热”兴起前的四五年里

当时冯天瑜进入中年，不是历史学专家，但不到几年在《明清文化史散论》( 1984 )中成名学术界确实令人吃惊。 这本书作为冯先生最初的文化史专业书籍，被认为是“超越前人”之作，“足以与柳先生(即柳诎征)轨道”。 (邱汉生语)其实，就其个人历史来说，这一切诚都是长期积累的，可以说是天然产生的。 他从小日复一日地在书林里闲逛，陶成人文素质，现代学者有很少的家学渊源。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几千年，只有政治史，其他什么都没听说。” 为了打破自古流传下来的以史学为帝王家谱的困境，梁任公提出了“讲述群众进化现象”的新史学。 在书写自古流传于王朝政治史上的人们的进化现象的新史学革命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很盛行。 梁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说，他决心撰写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化通史，但遗憾的是天不假年，生前发售的只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国文化史目录》等少数编辑。

1914年，林传甲着作的《中国文化史》出版，可以说是现在看到的最早的被称为“中国文化史”的著作。 之后，随着中国文化史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第一次热潮，出版了很多以中国文化史闻名的古典作品。 比如柳诎征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193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金穆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梁启超召开，柳诎征等人迅速发展的文化史研究，长期以来完全陷入沉默，直到1980年代，中断了30多年后再次兴起，至今在很多行业都很盛行。 冯天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觉地继承这个学术以前就流传下来了。 冯萧《中华文化史》是这个时期整个中国文化史和系统研究的中坚人物的作品。 他经常自我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听从前辈、时贤的施工工匠，但他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 冯先生在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学研究行业的创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是“文化生态”说。 冯天瑜结合微观辨析和宏观把握，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协调，研究文化史学的基本论题，如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快速发展的脉络和趋势、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外文化的交流等，以“文化生态”学说为 书中除了前述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前篇( 1990 )外，还有《中国文化史断想》( 1989 )《人文论衡》( 1997 )等。

其二是“元典精神”说。 冯天瑜追踪中国文化演绎史，重视“生成”和“变革”两个环节，聚焦于晚周、晚清两个重要时间段。 “晚周”是为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在这里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经典，他命名为“元典”，探索中华元典的形成过程、内在结构及其常放常新的解释史。 “晚清”是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的终结和近代转型期，晚清文化研究中，发展直线进化观和西方中心论，关注明清之间以“回归元典”为外显形态，以螺旋上升为运动方法的“文化再现律”。 这种幽玄微的考察，集结于《中华元典精神》( 1994 )。

冯天瑜提出并论证了“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 被学术界充分肯定、大量使用，被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张岱年语)，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构建，由此奠定了这种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其间，冯天瑜兼湖北地方史志，致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和张之洞研究，《张之洞评传》( 1994 )、《辛亥首义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他在后者的研究中，广泛采用乡邦文献，详细考察关心宏观宗旨的最初义史事的细节，并适度采用访问记录辛亥老人的材料，作为“口述史学”的典范。 冯天瑜长期担任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副总编纂，主持湖北省、武汉市地方志的编纂。 文化史和地方史构成冯天瑜治史的一体两翼。

(谢远笋)